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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病毒最近的人

作者:卢国强、郭依璠、岳朴、赵晶晶来源:宣传中心、检验科 发布时间:2020-07-15 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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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“我离它(新冠病毒)最近的时候,不到10厘米。”经过几个月的接触,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副主任、核酸检测小组负责人吕虹谈起令人为之色变的新冠病毒,已经是神色轻松。近6个月的时间里,核酸小组累计检测核酸样本超5万管,无一遗漏地识别出所有被感染者,特别是在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后,他们面临大量有新发地接触史人员、发热患者、感染者,情况复杂且检测数量、确诊数量屡创纪录,但送检样本无论是丰台区疾控中心还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复检,复核合格率全部为百分之百!

      近日,我们走进PCR实验室,目击了“从接收样本到报告发出”的过程。


      揭秘:如何从一片“草地”中找出那朵“红花”

    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一份咽拭子样本如何变成核酸检测报告上的“阴性”或“阳性”结论,是很神秘的。7月初的一天,我们在北京天坛医院的PCR实验室,目击了“从样本到结论”的过程。

      核酸检测实验室又称“PCR”(基因扩增实验室),用于放大特定的DNA片段,通过DNA基因追踪系统,迅速掌握患者体内的病毒含量。“我们的PCR实验室由试剂准备区、样本制备区、扩增区组成,三个区域是相对独立的。”吕虹介绍,每次检测前,检测人员要根据待测样本的数量,在试剂准备区配置试剂。

      “样本来了。”上午,专门的运送人员通过专用电梯,把几个转运箱运到了实验室,箱子里面整齐地码放着用密封袋包裹的采样管,采样管里是刚刚采集的咽拭子样本。打开箱盖,一股酒精味道扑鼻而来。

      身穿全套防护装备的检测人员对样本外包装再次进行消毒后,迅速转至实验室内部转运箱中,经过专用通道送到新冠检测实验室内。每一个待测样本都需要在样本制备区经过样本核对核收、56摄氏度高温灭活30分钟,灭活后将样本静置几分钟后,检测人员用轻柔的动作慢慢打开密封袋,轻轻将采样管取出进行核酸的提取,整个检测过程往往要持续4-6个小时。

      提取过程中这个比手机大不了多少的方形板上,密密麻麻分布着96个小孔。除了1个阳性对照和3个阴性对照样本以外,检测人员们要准确地把提取的样本滴进其余的小孔,最少时一“滴”仅有5微升,操作稍有不慎,便会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。

      提取准备工作完成后,便上机进行核酸提取,待提取结束之后再将提取出的核酸加入配好的试剂中。接下来通过传递窗进入到扩增区,在已经配置好的核酸样本们就进入到扩增区,在已经设置好程序的荧光PCR仪中进行PCR反应,这个检测时间一般是在一个半小时左右,待结果生成后,检测人员需要依据试剂盒说明书标准进行反应曲线的判读。

      “人员情况复杂、数量大,对于疑似病例核酸检测结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,我们必须做到‘快’和‘准’,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诊断,感染科和疾控等部门才能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隔离、流行病学调查,对密接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,有效地防止病毒再次传播。”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主任张国军说。

      邵青春和王利娟都是是核酸检测小组“元老”,她们就经历了一次考验。“早上接班后,我们开始处理样本。这些样本中没有疑似患者或者其他需要‘特别关注’的,感觉‘运气不错’。”然而当几个小时后样本检测完毕,需要对反应曲线进行判读时,意外发生了。

      “有一个样本曲线变化很明显,但CT值很大,已经接近‘灰区’。”王利娟说,曲线变化明显是阳性的表现,但“灰区”意味着这个样本无法进行准确判断,原因可能是样本被污染或者荧光试剂出现渗漏。为了防止“假阳性”,检测人员必须对操作进行复核。

      两个人马上重新核对检测设备和检测过程,并立即用另一种试剂对原始标本进行复核,在另一种试剂的检测结果中,她们看到了同样的很明显的曲线上升。

      “我们可以肯定,这个样本是阳性。”王利娟说,这名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,CT检查肺部也没有明显变化,因为我们的准确报告,临床科室及时采取了隔离措施,防止疫情扩散。

      “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样本,我们面前就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‘草原’,而我们就是要从这片‘草原’里,找出那朵‘红花’,哪怕它隐藏得再深。”王利娟说。

      “我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质量评价体系,对设备、试剂的性能、灵敏度进行评估等,同时定期对实验室内部环境进行检测,判断实验室内部环境是否存在污染。”基因扩增实验室负责人陈柯霖说,“这些都是获得准确数据的大前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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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“10平方米的实验室,只有机器、病毒和我”

      关上大门,面积大约10平方米的PCR实验室成为密封状态。这里平均温度二十八九度,即使不穿防护服,也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。厚厚的防护服、三层手套,穿好全套防护装备,检测人员们动辄连续工作几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,在最忙的时候甚至连续“战斗”一天一夜;每轮检测,他们至少要完成500多次加样操作,摁压移液器超过1500次,每天都面临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。

      “这间1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,经常只有机器、病毒和我。”吕虹说,“我们的战场是这间仅十平方米的小屋,我们的阵地是一盘盘等待检测的病毒样本,我们的武器,就是手里不停摁动的移液器。”

      “每一个样本都有三层密封袋包裹着,采集人员也会对密封袋和试管表面进行消毒,但这个时候采样管里如果有病毒的话,还是‘活’的。”陈柯霖说,检测人员从密封袋里取出样本、打开采样管的瞬间,需要面对气溶胶喷溅的风险。 

      “前几天我从实验室里出来后,感觉有点不舒服,体温37度多,脑子里马上闪过各种不好的念头。”陈柯霖说,“理智告诉我,我没有流行病学接触史,也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检测工作,被感染的几率应该很低,但当时心里还是一紧。”

      “如果我不回家,去住酒店,万一被感染了会影响更多人,只能回家自我隔离。”那几天陈柯霖戴着口罩,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,“丈夫、孩子、公婆跟我只隔了一扇门,但我不敢见他们”。直到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、体温恢复正常,她的一颗心才放下,那一刻,所有的担忧、压力全部变成泪水释放出来。

       “2月14日,我检测出了北京天坛医院成为核酸检测单位后的第一例阳性样本,对于我来说,这是个特殊的‘礼物’。”吕虹说。然而这个对于经历过SARS疫情的“老将”来说,几个月后,要面对的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带来的压力超出了她的想象。

      6月14日,医院接到紧急任务,要在24小时内完成7000余人的采样和检测任务。“我们是下午5点进的实验室,看见那么多样本,只想着抓紧时间把它们都做完,根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。”和吕虹一组的核酸检测小组成员李斯文说,深夜,她们才走出实验室,然而一转眼的工夫,她看到吕虹又回到生物安全柜前。

      凌晨2时,新的一批样本全部完成上机检测,吕虹和李斯文在沙发上蜷缩着睡了不到40分钟,就又被送样本的铃声“召唤”进实验室,直到早上7点,才脱下防护服。

      “有好几次我回到家里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。梦里恍惚听见10岁的儿子在厨房里收拾碗筷,我记得菜刀就在旁边,担心儿子碰到受伤,但心里这么想,身体却怎么也不听指挥……”说到这里,吕虹眼圈红了,“儿子总是跟我说‘妈妈,你要找到更多的病毒,我们才能打败它’。”

      “有的时候在实验室里累得坐在凳子上睡着了自己都不知道,但往往都会在上机提取结束前三五分钟惊醒,很神奇,就像心里装着一个闹钟一样。”李斯文说。

      “检测组的组员们都很年轻,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,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、没有一个人提条件,和所有的兄弟科室一样,就是这样默默坚持着,坚守着。”张国军说。作为部门的“大家长”,张国军的爱人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,他们的女儿今年高考,两个人却分别奋战在各自医院抗击疫情的第一线,已经很久没有机会给女儿做顿饭。“没事,我闺女大了,不用我们操心。”虽然表情轻松,但说起这句话时这个大家眼中的“硬汉”分明湿了眼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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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迎战疫情,贡献“天坛力量”

     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核酸检测成为确诊的重要指标,也成为对检验科的巨大考验。

      1月26日,农历正月初二,检验科接到命令,准备进行新冠肺炎核酸检测。“晚上接到的命令,要求用一周的时间完成两个PCR实验室的改造。”陈柯霖说,“当时对这种病毒还很陌生,怎么保证安全、怎么保证为临床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,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,压力确实挺大的。”

      一边改造,一边完善安全预案、各种质控标准,各种推演、演练、人员培训……像很多部门一样,核酸检测小组的成员们没有春节,在马不停蹄的忙碌中,迎来第一份核酸样本。

      “第一波疫情给了我们很好的锻炼机会。”张国军说,第一波疫情对北京的影响相对较小,也给了检验小组时间,在实战中完善流程、培养人员。

      “2020年6月12日,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……”这是张国军写在自己QQ空间里的一句话,新发地聚集性疫情让这个51岁的老“检验人”遭遇了“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”。

      6月11日突然出现的疫情,打破了北京市连续56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平静;6月12日,北京天坛医院确诊“1号”“2号”病例;6月13日,疫情源头锁定距离医院仅3.5公里的新发地市场;6月14日,医院和市场所在的花乡地区被列为全国唯一的高风险地区……

      短时间内,大量有新发地市场接触史的人员、发热患者涌入北京天坛医院这家新发地周边唯一的三甲综合医院,急切地要求进行核酸检测;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和核酸检测覆盖范围的扩大,核酸检测小组面临的压力从几百人上升到几千人、几万人,确诊病例数量一再突破记录……

      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两个PCR实验室共有核酸检测设备8台;在这轮疫情初期,算上主任张国军,核酸检测小组成员共9人,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调集了检验科其他小组的支援力量,扩充到了19人。为了实现“第一时间”,检测小组几乎是人和设备一起连轴转。

      “后半夜的检测太‘痛苦’,困、缺氧让人的大脑混沌不清,但必须要硬上,我们一个环节掉链子,可能会影响到抗击疫情的大事。”李斯文说,每到深夜,两位一起值班的检测人员会互相辅助核对,反复确认操作流程,避免人为操作的失误。

       “经过第一次疫情,虽然每个组都检测出了阳性样本,但已经没有最初的紧张。主要是突然增加的检测数量,让我们心理上有些猝不及防。没有其他办法,我们只能相互支撑,这个时候谁也不能掉链子。”吕虹说。

      除了一直坚守的“老兵”外,新鲜的血液不断加入核酸检测小组。龚晨出生于1997年,今年是上班的第一年,年龄最小的成员。“第一次穿上防护服很兴奋,但是进实验室第三个小时的时候,N95让我头脑发晕、喘不上气。吕虹老师说,不管你的技术怎么样,能不能撑过3个小时的憋气是首要条件。”龚晨接受了7天的“魔鬼训练”:每天完成正常工作后,从下午3点开始,就要穿着防护服、戴着护目镜练习向深孔板里加样。从最开始的找不到小孔,到现在能娴熟地进行操作,龚晨即将成为核酸检测小组的有生力量。

      除了院领导和各科室的支持外,6月20日,来自广东多家医院的21名检验人员带着他们的实验室,星夜驰援北京天坛医院。顾不上舟车劳顿,他们与北京天坛医院的核酸检测小组组成“京广线核酸检测团队”,经历了12小时完成12635人次检验的考验,帮助北京天坛医院日核酸检测能力达到1万管(以低风险人群1:5混采,相当于约5万人)。

       “北京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了。经历了这场‘战争’,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洗礼。随着入院患者数量增长,我们的检测量没有下降,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停止。”张国军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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